东西问|王海洲:中国电影“再民族化”何以可能?

2023年电影暑期档,从《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到《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票房数据超2019年,刷新

电影艺术作为舶来品,如何漂洋过海在中国落地生根?历经百余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再民族化”的时代命题如何作解?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王海洲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人从20世纪初开始运用并发展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再民族化”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

王海洲:电影作为一种特定艺术形式诞生于欧美。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影像成像方式,如皮影戏、走马灯等,但一般认为,电影还是以卢米埃尔、爱迪生为代表的欧美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创造的。

18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一家咖啡馆的放映活动,标志着电影的诞生。随后,电影很快进入中国。早期的传播形式是将西方电影运输到中国放映,经香港进入上海。据考证,中国内地最早的电影放映应在1896年8月,地点为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

而中国人自己最早拍摄电影应是在北京。学界普遍认定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谭鑫培先生的《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但拍摄的具体日期目前还无法确定。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进入中国,中国人开始运用并发展这一新兴艺术——中国电影。但如何利用外来艺术形式表达中国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中新社记者:历经百余年,中国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王海洲:电影是一门外来艺术形式,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的艺术体系中找到归属?早先的中国电影探索者给它找到了一个“近亲”——戏剧戏曲,所以电影最初在中国被称为“影戏”。

中国电影在起点,就对未来有清醒而高远的期待。20世纪20年代,《银星》等杂志发表文章称,“盖中国片之所以能于世界影戏界中立足者,只为中国产而已”,认为中国电影要表现中国国民性,不可专事模仿西品。1927年,郁达夫在《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一文中说:“我们所要求的是中国的电影,不是美国式的电影……我们要极力的摆脱模仿外国式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中国电影出现。”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时代意义。

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探索,在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大潮流下,中国电影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拍摄出《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经典影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又进入一个高峰时期,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小城之春》等传世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电影”新追求下,中国电影开启了一个新探索过程。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产生了一批将革命意识形态和民族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优秀新作品,如《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红旗谱》《林家铺子》《小兵张嘎》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又焕发新生,在借鉴国际优秀电影艺术经验的基础上,立足电影创新。“第四代导演”追求的纪实美学探索,以及之后“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都是中国电影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篇章。

2012年后,中国电影立足文化强国建设,关注现实生活,回望峥嵘历史,讲述中国故事,拍摄了许多优秀作品,像《红海行动》《长津湖》《我不是药神》等,彰显出当下中国电影的活力和实力。

中新社记者:中国电影民族性的构建何以可能?您能否举例讲解电影作为“舶来品”如何扎根本土、形成文化自觉?

王海洲:电影是舶来品,但中国电影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仍走出了一条民族化之路。譬如中国传统艺术中山水画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电影在山水建构中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民族化创作路径,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空间意趣和影像思维。

《论语》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既与历史沉淀下师法自然的审美诉求紧密相关,也与中国哲学崇敬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脉络环环相扣,代表了中国艺术独特的空间观。宋代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以山水为对象,阐释了“以远为方法”的图像建构论,提出画有“三远”,即仰视的“高远”、俯视的“深远”和平视的“平远”三种空间上的视觉维度,对山水画创作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上千年形成的以中国画为主体的图像建构方式,潜移默化地深入中国文人的精神骨髓。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出现后,中国艺术传统的空间意识,自然成为电影艺术家探索如何处理影像空间的重要支点。因而早期的中国电影,形成了以中远景为主体的镜头语言体系,中国香港电影理论家林年同先生认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焦点就在“第三向度的中间层”。

此外,中国的绘画艺术使用散点透视的方法,自右向左展现手卷式的图像,经典代表就是《清明上河图》。随后,如何用有固定焦点功能的摄影机实现中国手卷式绘画散点透视的艺术体验,成为中国电影一个新的探索方向。郑君里导演的《枯木逢春》,崔嵬导演的《小兵张嘎》,包括近年一些影片如《春江水暖》中,都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些依托本土艺术传统的探索,都是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贡献。

王海洲: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面对的主要是市民观众,那时的中国电影创作者,用电影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结合中国观众的欣赏趣味及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传统,做出有益探索,形成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期两个高峰时期,出现了蔡楚生、费穆、史东山、朱石麟等优秀导演,也成就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导演、作品,经过时间沉淀和历史考验,写进了中国电影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电影民族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新的文艺方针政策,艺术要走“为人民服务”的创作路线,所以中国电影形态由“市民电影”向“人民电影”转变。如何将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中国观众的审美特性相结合,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一个重大挑战。1949年前探索的一些针对市民电影的创作规律,不能全面解决新的时代任务,这就需要借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中国艺术规律,使作品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所以我认为,把革命的意识形态、价值表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作出代表新时代的优秀作品,是一个“再民族化”的过程,是中国电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

中新社记者:当前世界电影文化前沿有何发展趋势?中国应如何认识这一潮流?如何去粗取精、为我所用?

王海洲: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经过几千年发展,形成了多样的文明形态。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电影艺术,也应是多元的。但现代电影工业形成了好莱坞和西方电影“霸屏”的现状。世界电影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横扫世界的好莱坞,目前也面临巨大发展瓶颈。“美国故事”没有新意了,单靠电影工业制作的宏大奇观场面,看多了也让人乏味。近年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状况并不理想,也与其品质问题有关。作为“韩流”主体,韩国电影曾红火一时,在西方电影节上斩获诸多奖项,但去年以来也遇到困难,多数电影票房不理想,出现严重亏损,影响了制作资金的进入,面临发展困境。

世界电影进入一个困惑期,中国电影却迎来一些可喜的进步。中国大制作的主流电影,每年都能呈现一些现象级作品。特别是今年暑期,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些积极势头,关注现实、重视传统文化的现象级作品不断出现,如《长安三万里》《八角笼中》《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孤注一掷》等,这是一个好迹象,让大家对中国电影前景更有期待。(完)

王海洲,电影学博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兼影视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戏剧与影视分委会召集人。曾荣获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号、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英文学术期刊 Journal of Chinese film studies(《中国电影研究》)主编、《当代动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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